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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大清光绪时代（第2页）

光绪作为维新变法里的一把手，当初如果没有他的努力，京师大学堂是无法创办起来的。1896年，刑部左侍郎曾经提出开办京师大学堂，到1898年，康有为也提出尽快开办京师大学堂，于是，光绪就加快了筹办军机处的进程：

一、筹集经费；二、建立学舍；三、选拔管学大臣；四、简派总教习。

拖了三年之久，北大终于办成了。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的那一天，北大的首创者和缔造者光绪帝发表了演讲，可谓语重心长。这一次演讲，可以看做是最早的北大精神。演说如下：

今天是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的第一天，所谓学堂，在朕看来就是研习学问的地方。云轩阁我们的古人有一个传统叫作，坐而论道，今天，朕就和你们论一论这世间的道。

朕从识字开始，朕的老师就在教授朕为君之道，朕亲政后，也在不断学习治国之道。世间的道或许有所不同，但是朕一直在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什么才是真正的大道，什么才是让国家振兴之道？

这次开办京师大学堂遇到了很多阻力和质疑，大家也都清楚，这其中还死了人。死的这个人叫王长益，朕一直在想，他为什么会死呢？又是谁把他逼死的呢？朕想到了几百年前，也有一个姓王的人，叫王阳明，这个人大家都是知道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所以朕以为，王长益之死，就是死于心中之贼！而这个贼，不仅在他心中，也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要论清世间的大道，首先就要破除这心中之贼。

然而这个心中之贼究竟是什么呢？在朕看来，这第一个贼就是伪善！平常大家学习程朱理学，学到的无非是，存天理，灭人欲。可是翻翻我们的历史，历朝历代，靠圣人之学，仁义道德当真就能够治国平天下了？满口仁义道德是无法挽救一个国家的危亡的，你们想想，你们所学的四书五经、你们苦苦研习的八股文，能够抵抗洋人的坚船利炮吗？能够改变贪腐横行，土地兼并，流民千里，国家积弊丛生的局面吗？重名节而轻实务，这里面隐藏着的其实就是虚伪和虚弱。再说说你们，如果这次朝廷没有下旨，让京师大学堂的学子们毕业后，能够享有科举及第的待遇，你们能弃科举而就新学吗？朕不是责怪你们，朕只是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明白，道德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也根本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空谈道德仁义，就是世间最大的伪善。

这第二个贼，就是守旧。说到这一点，朕想把17年前李鸿章写给恭王信里的一段话念给大家：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术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17年前李鸿章的这些话，至今仍然让朕感慨啊。17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的士大夫，乃至我们这个国家依然如故。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今日的世势，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危局，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只会让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衰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所以朕今日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朕为什么坚持要开办这个京师大学堂，就是希望在座诸君，能够破除我们心中之贼，以国家强盛为己任，不骄狂，不自卑，正视现实，发愤图强。“

这是英国一名驻华记者参加当天的开学典礼之后记载的，从这篇演讲词中我们不难看出光绪对长期以来中国重文轻科技以至国弱备受列强欺凌深感痛心疾首，以及对京师大学堂莘莘学子抱有的殷切期望。耐人寻味的是，111年后的2009年，北大出台一个推荐政策，请全国有资格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学生上北大。据说当时一名保送生匡超在见面会上向北大一位校长提出这样的问题：“以前的北大是一所大学撑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北大经过多么年的发展，是不是仍然有这样一种教育定位？”我们这位校长回答说：“特定的时代大学的使命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大学培养优秀学生的目标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有人在感慨后生可畏的同时质疑道：北大配得上这样的学生吗？何以会有这一问？“从这一问一答之间，依稀看到当年北大的锐气与今日北大的官气过了一招。

怎能不为光绪一哭？

京师大学堂在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四年之后，蔡元培从教育部来到北大任校长，那时候北大的校风很不好，来上学的大多是满洲八旗的贵族子弟们，他们是来混一个文凭，将来也好在官场上混，并不是来正经读书。蔡元培在他任职十年的时间里改变了这种风气，为北大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他在就职演说里提三点希望：一、抱定宗旨。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非升官发财，不问学问深浅，只问官阶大小，此乃大学腐败之根源。二、砥砺德行。认为世风日下，败德毁行之举层出不穷，寄希望于学子，洁身自爱。三、敬爱师友。

此外，他提出注重知识的学习而不是片面地注重分数的高低，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在中国首推学分制，这些教育理念即便是放在今天也是非常先进的。

晚清重臣李鸿章

李鸿章，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汉族人，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其先祖本姓许，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经多年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东乡（今肥东县，现属合肥瑶海区）磨店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至于李鸿章本人，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李鸿章有多少钱，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当时的舆论认为李鸿章应该有超过千万的家产。这当然说的是银子。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同时也是李鸿章传作者，著名建筑学家、徐志摩情敌梁思成的父亲，离李鸿章的时代比较近，他曾经给李家算本账。说李鸿章病死的时候，”家资逾千万，其弟兄子侄私财，又千万余元“。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美博士容闳，也算是当时的消息灵通人士，他估计李鸿章死后”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两者相差甚远，梁启超所计主要包括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的股份，还有南京、上海等地当铺、银号的”管业“，这些都是动产。他忘记中国人喜欢土地的特性，李家的土地就达数千顷，在全国各地的房产更是无法计算。

清末有个说法：“清代中兴功臣中最富者，惟合肥李姓为最，兄弟六人，一、二、四房约皆数百万……合六房之富，几可敌国。”李家是否真的富可敌国还不可妄下定论，但仅地产而言，近年有学者翻阅李氏地产目录，得出结论说：“就地产来说，半个安徽是李家的”，“上海的半条华山路是李家的”，由此可知合肥李氏之肥。

目前陈列在合肥大兴集李家祠堂兼李鸿章博物馆的一份分家文书，倒是可以让我们真是领略下什么叫肥东巨族。

《分家合同》：

（一）庄田12块、坟田1块、堰堤1道，安徽桐城县城内产业4处，另加省城安庆房地产14处，均留作李鸿章发妻周氏祠堂开销之用。由李经方经管。（李经方，非亲生儿子，是过继为嗣的，笔者注）

（二）合肥县撮城庄田1处留作祭祀葬于该处之李鸿章两妾及李经方发妻开销之用，由李经方掌管。

（三）合肥县庄田两处为李经述之祭田（他葬在其中1处），由李经述之子李国杰经营。

（四）合肥县田产两处，庄田3处，墓地1处，留与经迈为其殁后之祭田及墓地，由李经迈本人掌管。

（五）李鸿章在合肥县、巢县、六安州、霍山县之其余田产及其在庐州府、巢县、柘皂村、六安州及霍山县之房产，均为李鸿章祭田及恒产。上述田产房产永不分割。抵押或出售，其岁入用于祭祀和维修庐州府城祠堂之外，所余部分用于扩置房地产。由李国杰经管。

（六）合同签订之日起10年后，若李鸿章祭田及恒产岁入逾2万担，除上述开销外，所有盈余部分由三位继承人平分，本规定永不变更。

（七）合肥县东乡李文安之墓地及祭田继续保留，不得分割、抵押或出售。

（八）上海一价值4万5千两白银之中西合璧式房产出售，其中2万两用于上海李氏祠堂之开销，其余2万5千两用于在上海外国租界买地建屋，该幢房屋为三位继承人之公有居处，归三人共同拥有、共同管理。

（九）江苏杨州府一当铺之收入用于省城江宁李鸿章祠堂之开销。

（十）分别位于江宁（南京）、杨州之两处房产出售，卖房所得用于扩建上海之公有居处。

（十一）根据李鸿章生前指示，江宁学馆分与孙子李国杰作宅邸，杨州一处房产分与李经迈作宅邸。

这些均是房产土地等不动产，且没有具体的数据，主要涉及的还只是安徽、江苏、上海等地，其他地方尚未说明，至于金银等动产更是没有涉及。不过这足以支撑有人换算出李家财产10亿元人民币。

这确实有点贪污受贿的嫌疑，不过当时就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的谚语。宰相合肥指的是李鸿章，司农常熟指的便是翁同龢，皇帝的老师，长期占据正派的位置。但是两人好像都是半斤八两，慈禧老佛爷、荣禄就不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