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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哲学让人拥有管理艺术（第4页）

又挨过了五天，蔡桓公就一命呜呼了。

良医总不等到病入骨髓才治病，聪明人不会到大祸临头才提防。每个人都不喜欢有病，更不愿别人说自己有病；但每个人都不愿意生大病，都愿意在病小的时候去医治它。而更多的人往往是患了大病以后才后悔没有及早医治，与蔡桓公也没什么区别。

企业和团队也会患病，如果医治不及时同样也会酿成大祸。作为管理者就应该像扁鹊一样明察秋毫，及早发现病灶，对症下药，除去病根，恢复和保持企业和团队的健康肌体。管理应慎于开始，“图难于易”。无论从市场变动的企业运营策略上，还是团队内部的协调，甚至是每一名员工的工作状况，管理者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面对变化适时应对，防患于未然。只有这样，方能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大生于小，多起于少。处理问题要从容易的地方入手，实现远大要从细微的地方入手。天下的难事，一定从简易的地方做起；天下的大事，一定从细微的部分开端。因此，有“道”的管理者始终不贪图大贡献，所以才能做成大事。那些轻易发出诺言的，必定很少能够兑现的，轻诺寡信指的就是这种人。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势必遭受很多困难。因此，有道的管理者总是把小的事情放大，细细端量，认真解决。正因为他谨小慎微，看重困难，所以就没有困难了。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就在于船夫细察与驶船相关的一切事物。管理者啊，在你前行的路上做个细察一切的船夫吧，这样会让你一路走好。

我们做事情，要尽可能借助他人的力量，不要事事都自己亲自去做。事必躬亲。当领导的人更应如此。事事劳动自己，从表面看，你很努力，也很勤奋，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但殊不知，领导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如果不懂得放权，事事都要自己亲自动手，你会被日常事务缠身，忙而没有效率，这是领导之大忌。

那么，该如何提高效能呢？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各尽其职，事不躬亲，即领导者要做领导者的事。

领导者要学会“操其要于上，而分其详于下”。

孔子说过：“君子不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为政者不是道具，而应该是用道具的人”。

梁国有一个君王，很想把国家治理好。于是他每日勤于政事，首先，他制定了严格的法律，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如果违反了，将要受严厉的处罚。他制定的法律多如牛毛，连人们在大路上走路的姿势都做了严格规定，搞得写法律的竹简充斥宫中，人们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

其次，他又精心选派了一大批官吏，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负责，各司其职，严格规定了领导和服从的制度。他还不满意，自己每天都要到各处巡查，监督各级官吏履行职责的情况。官吏稍有违背之处，他就大发雷霆，动辄撤职。他这样认真负责地管理国家，可是效果并不如意，贪官污吏层出不穷，老百姓生活极其艰苦，盗匪迭起，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梁王十分苦恼，却毫无办法。

后来，梁王听说杨朱满腹经纶，就来向杨朱请来讨教治政方法。

杨朱说，治理国家就好像把圆球放在手上玩耍一般容易，何必那么费心费力？

梁王心里很不服气，说：“你有一妻一妾都管不好，几亩大的田地连草都除不干净，却说治理天下像玩球似的，究竟是什么道理？”

杨朱说：“你看见过放羊的情景吗？很多羊在一起的时候，让一个小孩拿着鞭子守护着，要羊向东，羊群就向东；要羊向西，羊群就向西。可是，如果让尧帝来把每只羊都牵上，还让舜帝拿着长长的鞭子跟在后面，羊反而不好放了。而且我还听说过这么一句话：能吞下大船的鱼不在支流中浮游，鸿鹄只在高天上飞，不落在低矮的屋檐上。为什么？因为它们志向高远。黄钟大吕这样的乐器不和靡靡之音合奏，为什么？因为那是高亢的乐律。所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今天君王你身居高位，想成就大业，可是事无巨细，什么小事都管，结果往往做出越组代庖的事来，使本来应该管的事反而没有管好，你说这样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好呢？”

梁王听后，低下头来。若有所思。

领导的工作重点是把握宏观决策，具体实施应该放手让下属去完成。如果在别人做事的过程中，领导老是怕他出错，千叮咛万嘱咐，那就会让别人感到无所适从，更会让他认为领导不相信他的能力，从心里对领导产生反感，进而影响他做事的积极性。

其一是自我约束。自我约束的第一个意思是，将精力用于抓大事，尽量不为那些琐碎的小事而浪费过多的精力，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古罗马的法典中有这样的规定：“行政长官不宜过问琐事。”我国古代也有“君逸臣劳”、“明主治吏不治民”、“大臣不理碎务”的说法。可是做起来也有处理得不好的。诸葛亮虽然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后人所称道，但他却有事必躬亲的毛病，连核对登记册这样的具体事都要亲自动手，“流汗竟日，不亦劳乎？”结果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我们现代的领导者应当从中受到启示，学会抓大事。

自我约束的第二个意思是要求领导者不直接干预下一级领导者的工作。三国时期杨颐就主张“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南宋思想家陈亮也主张，对下属既然“与其位”，就应“勿夺其职”，就是不要抢下级的活干。这样，上上下下都把自己分内的事干好，全局工作也就干好了。

其二，只做最重要的事。领导者应当只做那些非做不可的工作，可做可不做的工作则应尽量排除，或交托他人去办。美国威斯汀豪斯电器公司前董事长兼总经理伯纳姆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管理专家。他在其名著《提高生产率》中提出，领导者在处理任何工作前，首先要问自己，这件事能不能取消它？能不能与别的工作合并？能不能用更简便的东西代替？这样一来，工作头绪就大大减少了，时间就节省了，效率就提高了，主动权也就操在自己的手里，不至于总让人家牵着鼻子走。

三是大胆向下属授权。领导者揽权太多，事无巨细，都要亲自插手，即使分身有术，也会忙不过来。如果大胆将权力授予能干的下属，既减轻了自己的工作，也调动了下属的积极性，何乐而不为？

决策要果断

印度有一位知名的哲学家，天生有一股特殊的文人气质，不知迷死了多少女人。

某天，一个女子来敲他的门，她说：“让我做你的妻子吧！错过我，你将再也找不到比我更爱你的女人了！”哲学家虽然也很中意她，但仍回答说：“让我考虑考虑！”

事后，哲学家用他一贯研究学问的精神，将结婚和不结婚的好、坏所在，分别条列下来，才发现，好坏均等，真不知该如何抉择？于是，他陷入长期的苦恼之中，无论他又找出了什么新的理由，都只是徒增选择的困难。

哲学家来到女人的家中，问女人的父亲说：“你的女儿呢？请你告诉她，我考虑清楚了，我决定娶她为妻！”

女人的父亲冷漠回答：“你来晚了十年，我女儿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了！”

哲学家听了，整个人几乎崩溃，他万万没有想到，向来引以为傲的哲学头脑，最后换来的竟然是一场悔恨。尔后二年，哲学家抑郁成疾，临死前，将自己所有的著作丢入火堆，只留下一段对人生的批注：

如果将人生一分为二，前半段人生哲学是“不犹豫”；后半段人生哲学是“不后悔”。

“不犹豫”和“不后悔”，看起来是矛盾的：决策太快，就可能做出后悔之事；为了将来不后悔，就需要小心谨慎。这种心态，使很多人变得优柔寡断。

优柔寡断，会让你丧失很多机会，有时可能给一个机构甚至一个国家带来灾难。而与优柔寡断相反就是果断。果敢决断是领导的一个基本素质之一，决断力是领导和统驭的根基，是领导者不可或缺的能力。

正确的决断能使社会各类资源达到最佳组合，从而产生绝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我国古代很多人都是因为优柔寡断的性格特点为，让其丧失了大好前程，最典型的就要数项羽了。

秦朝末年，群雄纷争，刘邦和项羽是两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楚怀王命令项羽、刘邦兵分两路进攻秦军。临行时楚怀王与二人约定：“先入关者为王”。刘邦乘秦军前线被项羽击溃、秦朝内讧之机，捷足先登，进入咸阳，但他自知羽翼未丰，于是驻军灞上，以等待项羽。

一个月后，项羽率40万大军开进关中，驻守鸿门。他见刘邦早到一步，勃然大怒，扬言要灭掉刘邦。刘邦得知后，马上派部下张良把项羽的伯父项伯请来，设宴款待，托他向项羽说情。

第二天，刘邦带着樊哙、张良等100多名部下，亲赴鸿门向项羽致歉。项羽毫无城府，听刘邦一解释，一腔怒气顿时化作烟消云散，还设宴招待刘邦。

项羽有个谋士叫范增，他早已看出刘邦的野心，料定刘邦早晚要和项羽争夺天下，多次告诫项羽：“此人不除，必留祸患。”他数次怂恿项羽杀了刘邦，但项羽对此一直不以为然。如今，刘邦自己送上门来，范增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酒席间，他曾多次暗示项羽动手，项羽始终对他不睬不理。无奈，他只好另想办法。他找来项庄假装舞剑，明以助酒兴为由，实则命其伺机刺杀刘邦。谁料，范增的用心被项伯识破，他怕惹出事来，便拔出剑来与项庄对舞，以保护刘邦。这时，酒宴的气氛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机敏的刘邦见事不妙，当机立断，在张良、樊哙策划下，假装上厕所，趁机逃离了项羽营地，避免了一场灭项之灾。项羽优柔寡断，错失良机，为自己后来的灭亡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