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即时性原则:碰到热炉时,立即就被灼伤。惩处必须在错误行为发生后立即进行,决不拖泥带水,决不能有时间差,以便达到及时改正错误行为的目的。
4。公平性原则:不管谁碰到热炉,都会被灼伤。管理者应该是罚款制度最直接的体现者,对自己倡导的制度更应该身体力行。如果“刑不上大夫”,那么罚款制度有不如无,甚至比没有更糟糕。
此外,企业在制定罚款制度时,还必须遵守合理、合情的原则。比如说,员工在厂区内违规吸烟,你即使罚他一百、二百元谁都没有话说,但如果提出罚款一万元,那简直就是暴政。在这方面,我国法律也有明确规定:企业对员工的罚款金额,不得超过职工工资的20%。
机制的创新和进步也很重要。企业一方面要鼓励员工行使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以合理化建议等形式通过正常渠道对罚款制度进行完善,积极寻找更多替代罚款的其他办法;另一方面,更要大力激励员工,包括加大奖励额度和范围,有了罚也要有奖,形成“奖励为主,处罚为辅”的激励型管理机制。只有当员工们理解、认同了企业的罚款制度后,才会少了因为“要罚我”而萌生的反感,多了“我认罚”的坦然和勇气。
安慰剂效应
病人虽然获得无效的治疗,但却“预料”或“相信”治疗有效,而可以让病患症状得到舒缓。
安慰剂效应(PlaceboEffect)于1955年由毕阙博士(HenryK.Beecher)提出,亦被理解为“非特定效应”(non—specificeffects)或“受试者期望效应”,指病人虽然获得无效的治疗,但却“预料”或“相信”治疗有效,而让病患症状得到舒缓的现象。
医务人员可以利用安慰剂,以激发病人的安慰剂效应。当对某种药坚信不移时,就可增强该药物的治疗效果,提高医疗质量。安慰剂效应在药物使用过程中比比皆是。甚至如心绞痛这样严重的器质性疾病,使用安慰剂也有1/3以上的患者获得症状的改善,许多镇痛剂都具有明显的安慰剂效应。还有一些病人,在使用安慰剂时,也可出现恶心、头痛、头晕及嗜睡的药物副反应,这也属于安慰剂效应。
使用安慰剂时容易出现相应的心理和生理效应的人,被称为安慰剂反应者。这种人的人格特点是:好交往、有依赖性、易受暗示、自信心不足、好注意自身的各种生理变化和不适感、有疑病倾向和神经质。
安慰剂效应是一种不稳定状态,可以随疾病的性质、病后的心理状态、不适或病感的程度和自我评价,以及医务人员的言行和环境医疗气氛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就出现了安慰剂效应有时明显,有时不明显,或根本没有的现象。我们应当记住,在病人中安慰剂效应是较易出现的,大约有35%的躯体疾病病人和40%的精神病病人都会出现此种效应。也正由于病人有此心理特点,才使江湖医生和巫医术士得以有活动市场,施展其术。
在现实生活中“安慰剂效应”随处可见。几个很少接触乡村环境的城里人到野外郊游,到达山腰时,他们为眼前清澈的泉水、碧绿的草地和迷人的风景所深深吸引。休息时,其中一人很高兴地接过同伴递过来的水壶喝了一口水,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山里的水真甜,城里的水跟这儿真是没法比。水壶的主人听罢笑了起来,他说,壶里的水是城市里最普通的水,是出发前从家里的自来水管接的。这种现象说明,我们在对现实进行分析的时候,很明显地搀杂了很多个人因素,包括我们的期望、经验和信念等。
美国牙医约翰?杜斯在其27年行医生涯中,就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一些牙痛患者在来到杜斯的诊所后便说:“一来这里我的感觉就好多了。”其实他们并未说假话——可能他们觉得马上会有人来处理他们的牙病了,从而情绪便放松了下来;也可能像参加了宗教仪式一样,当他们接触到医生的手时,病痛便得以缓解了……实际上,这和安慰剂所起的作用大同小异。
作为全美医疗作假委员会的创始人,杜斯医生对安慰剂研究的兴趣始于其对医疗作假案件的调查。他指出,牙医和其他医生一样,有时用误导或夸大医疗需求的办法来引诱病人买药或接受较费钱的手术。为了具体说明“安慰剂效应”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援引了美国医疗协会期刊刊登的有关末梢神经痛的研究成果。据悉,接受试验的人员分为4组:A组服用一种温和的镇痛药;B组服用色泽形状相似的假药;C组接受针灸治疗;而D组接受的是假装的针灸治疗。试验结果显示:4组人员的痛感均得以减轻,4种不同方法的镇痛效果并无明显差异。这说明,镇痛药和针灸的效果并不见得一定比安慰剂或安慰行为更为奏效。
实际上,人类使用安慰剂的历史已相当悠久。早在抗菌素发明以前,医生们便常常给病人服用一些明知无用的粉末,而病人还满以为有了希望。不过最后,在其中某些病例中,病人果真奇迹般地康复了,有的甚至还平安地度过了诸如鼠疫、猩红热等“鬼门关”。
安慰剂研究专家罗莎认为,能给病人服用价格低廉又并无任何副作用的安慰剂而能起到疗效自然是美事一桩,但遗憾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安慰剂未必能起到真正又持久的疗效,而真正意义上的治疗却被耽搁了。今天,有关“安慰剂效应”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原因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新的发现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保龄球效应
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赞赏,是每一个人的正常心理需要。
行为科学中有一个著名的“保龄球效应”:两名保龄球教练分别训练各自的队员,他们的队员都是一球打倒了7只瓶。教练甲对自己的队员说:“很好!打到了7只。”他的队员听了教练的赞扬很受鼓舞,心里想,下次一定再加把劲,把剩下的3只也打倒。教练乙则对他的队员说:“怎么搞的!还有3只没打倒。”队员听了教练的职责,心里很不服气,暗想,你咋就看不见我已经打倒的那7只。结果,教练甲训练的队员成绩不断上升,教练乙训练的队员打得一次不如一次。
保龄球投掷的对象是10个瓶子,一个球砸倒9个瓶子看起来和砸倒10个瓶子似乎差异不大。但是,如果你此次砸倒9个瓶子,你的最终得分是90分;而你如果此次砸倒10个瓶子,你的最终得分将是240分。
社会的积分规则就是这样:只要你每次比别人稍微优秀一点点,你就有可能赢得更多的机会,这种机会的叠加最终造成人与人之间巨大的落差。
心理学家研究证明,积极鼓励和消极鼓励(主要指制裁)之间具有不对称性。受过处罚的人不会简单地减少做坏事的心思,充其量,不过是学会了如何逃避处罚而已。常常有这样的议论:“干的工作越多错误越多。”潜台词就是:为了避免错误,最好的办法是“避免”工作。这就是批评、处罚等“消极鼓励”的后果。而“积极鼓励”则是一项开发宝藏的工作。受到积极鼓励的行为会逐渐占去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会导致一种自然的演变过程,员工身上的一个闪光点会放大成为耀眼的光辉,同时还会“挤掉”不良行为。
戴尔?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中有这样一段话: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选拔的第一任总裁查尔斯?史考伯说:“我认为,我那能够使员工鼓舞起来的能力,是我所拥有的最大资产。而使一个人发挥最大能力的方法,是赞赏和鼓励。”“再也没有比上司的批评更能抹杀一个人的雄心的。我赞成鼓励别人工作,因此我乐于称赞,而讨厌挑错。如果我喜欢什么的话,就是我诚于嘉许,宽于称道。”这就是史考伯的做法。史考伯还说:“我在世界各地见到许多大人物,还没有发现任何人——不论他多么伟大,地位多么崇高——不是在被赞许的情况下,比在被批评的情况下工作成绩更佳、更卖力气的。”史考伯的信条同安德鲁?卡内基如出一辙。卡内基甚至在他的墓碑上也不忘记称赞他的下属,他为自己撰写的碑文是:“这里躺着的是一个知道怎样跟他那些比他更聪明的属下相处的人。”
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赞赏,是每一个人的正常心理需要。而面对指责时,不自觉的为自己辩护,也是正常的心理防卫机制。一个成功的管理者,会努力去满足下属的这种心理需求,对下属亲切,鼓励部下发挥创造精神,帮助部下解决困难。相反,专爱挑下属的毛病,靠发威震慑下属的管理者,也许真的能够击败他的部下,同时他也会失去更多人的支持和帮助。